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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中国古典中发掘多彩人生

企业新闻 / 2020-07-02 01:15

5月中旬,看到日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教授井波律子先生逝世的消息,心头猛然一震。井波先生曾在日本金泽大学的任教,对我多有照顾。她仅仅比我大几岁。去年末还收到她的来函,告知家中有丧事,不要寄贺年卡了,想不到倏忽间,竟成天人之隔。

关于《世说新语》,近代中国李详、刘盼遂、余嘉锡、徐震崿、王叔岷、杨勇等众多研究者,都曾对该书文本、语言等做过校笺、注释。日本则有川胜义雄、福永光司、村上嘉树、吉川忠夫等的翻译和研究。

井波先生的研究,在前人的成果上展开。她先是从研究《世说新语》中的个别人物如谢朓、阮籍开始,继而进行了部分的注释、翻译;最后则是对全书进行了译注。在此过程中,她得到了砺波护、大曾根章介等先行者的帮助。

此后,以《世说新语》为中心,于1983年写了《中国人的机智》,作为《中公新书》(即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丛书)的一种出版,然后为角川书店出版的丛书《鉴赏中国的古典》,撰写了《世说新语》,于1988年出版,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选本(以下所引《世说新语》,概出此本)。

这部丛书由日本著名的学者小川环树和本田济主持,是上一世纪80年代非常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丛书。此后,她又花了多年时间,对《世说新语》全书进行了译注,全书共五卷,从2013年到2014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收入该社经典的《东洋文库》。

此外,作为《世说新语》研究的展开,井波先生以中国不同人物为类型,撰写了多部著作。可以说,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研究,贯穿了她的主要生涯。

研究中国古典,当然要注意文本,《世说新语》早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到12世纪,相当于唐、宋时代),就传到了日本,见载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现存最早的文本,有日本所存的唐代写本的残卷,罗振玉曾影印出版。

宋代有南宋的董棻刊本,陆游重刊本,据说此本已亡佚。明代嘉靖年间,有袁褧嘉趣堂本(这也就是《四部丛刊》影印的本子)等。井波研究所据的文本,是日本尊经阁影印的金泽文库本。据认为是从宋本翻刻的。此外还参校了残卷,石刻等资料(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画的阮籍画像等)。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的“小说”(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就是记录人物的言行的作品。不少的笺注,注重具体条目的解读和注释,或者选取一些逸闻趣事,作为写作的资料。

井波先生在研究中,注重把其中的内容,放到魏晋时代政治交替的历史环境中去解读,把各个不同篇章有关人物不同侧面的记载,汇聚起来,以求立体地展现当时人物的形象和他们在当时社会波澜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在有关阮籍的注释中,尤为明显。

在《文学篇》介绍阮籍被人“以为神童”的那条下,她概括地探讨了当时的政治态势,列出了曹魏政权的世系图,(98页)司马氏在朝中的地位,点明了阮籍处于这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位置。指出,这事发生在公元263年10月。

该条讲到: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 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

井波在注释中说明,阮籍“宿醉”之际,挥笔而就之文,就是收录在《昭明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牋》。她认为,表面上看来是阮籍连醉二日后而成,实际上那是篇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只能忍耐着,不得不写的假心假意的“名文”。(《世说新语》100页)

可见井波的注释,有着坚实的文献基础,有着对于魏晋时代整体历史的把握。因为她在年轻时期,就曾和今鹰真、小南一郎先生等一起,翻译了《三国志》。那是筑摩书房版的《世界古典文学全集》(全50卷,包括欧洲、阿拉伯等的古典名著,1978年)的一种。

对于阮籍,她进而把《世说新语》中其他部分有关的记载以及阮籍本人的作品结合起来,立体地描绘出他的不同侧面。如阮籍遇到权贵司马昭时的审慎,“言皆玄道,未尝臧否人物。”(《德行篇》31页)为了摆脱现实的矛盾,表现出一种“任诞”的形态。

饮酒放纵,声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310,318页)指出,阮籍之所以会这样,是在明日的生命也无法保证的乱世中,力图在表明心迹以示反抗的同时,以保全生命的选择。他撰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等,乃是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世说新语》100-101页)

此外,她还研讨了现存的阮籍的作品,在介绍著名的《咏怀诗》第七十二首时,这样解释,阮籍诗中指出了:“支配俗世的原理“名”和“利”,会恣意地动摇人心,使人变恶的欲望权力化,一旦任凭这种对“名”“利”的渴求,对人的关系必然就一路恶化,人们相互反目,互相伤害,互相践踏。”(《中国修辞的传统》67页,东京,影书房,1987年)说明了阮籍的基本价值观念。

阮籍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对于《世说新语》中所涉的其他人物,比如对李膺、谢安、王导、周处等人及其一族的情况,也都是如此。不一一例举。

探讨这些人物的行为,井波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当时各种人物的语言表述、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的特点,进行了探索。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可见所著《中国人的机智——一世说新语为中心》(此书笔者等已译成中文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她认为《世说新语》中人物,或者说中国人的话语中,有着隐晦,委婉表达的特点,有游戏、比喻,讽刺、浓缩归类、甚至“藏有暗号”等表现手法。注意到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比如毛泽东、鲁迅的语言中和《世说新语》中人物的表达方式的内在相似性,包括用对方的词语逆袭,采用否定语式的等等的特色。(见《中国人的机智》第三章,又《中国修辞的传统》所收《变革的冲动》,78页;《中国的异端》所收《争论家鲁迅》223页等)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态,井波对《世说新语》中一些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进行了探索,描绘了如下的形态:

在表面木纳神情的后面,内心激荡着的波纹,(比如谢安,《世说新语.雅量篇》,171页)

在张扬纵欲表像的底层,流淌着的人性的真实(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世说新语.任诞篇》,314页)

在道貌岸然的背后,隐藏着伪善和私下算计(如卞壶说郗愔,身中有“三反”,即三种矛盾现象,见《世说新语.品藻篇》218-219页)

在放诞形骸的内心,实际有着对礼法的尊崇(如阮籍,还有嵇康,见《世说新语.雅量篇》140页)这些情况都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归类图解。

正因为注意人物内心的把握,所以,她的研究,不仅是古典文献的注释和解说,还是文学,哲理的追索,描绘的不仅是显现的人的表象,更注意探索各种人生深层的生命理念。

在研究《世说新语》的基础上,或许可以说作为《世说新语》的延长线和展开,井波先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她写了多种随笔性的文集,别出心裁,以流畅的笔触,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和中,发掘、勾勒不同类型人物的多彩人生。如果说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更多带点有中国传统的研究色彩,那么那些随笔性的著作,和她受到的法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记得在以往的交谈中,她曾说过,受到京都大学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桑原武夫先生(1904-1988年)的影响。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桑原《人间认识》(见《桑原武夫全集》第四卷,1966年。书名的中文意思,是:“对‘人’的认识”)的影子。

或许因同为女性,井波先生在著作中,勾画了许多中国女性的生存方式。比如:沉浸在酒池肉林中的妲己(见《酒池肉林》,讲谈社,1993年);历史上大权在握的汉代吕后、六朝时的贾后,唐代的武则天、清朝的慈禧太后;古代宫廷中的美女赵飞燕、杨贵妃;(分别见《中国的大快乐主义》,东京,作品社,1998年;《破坏的女神》日本,新书馆,1996年)六朝的才女谢道韫和丑女许允妻(见《世说新语》);市井中被认为是淫妇的潘金莲(《破坏的女神》日本,新书馆,1996年)等等。

在她的笔下,同为侠女,有唐代文言小说中的聂隐娘,明代拟话本《拍案惊奇》中的“十一妹”,清代文康笔下的十三妹(见《儿女英雄传》)等不同人物。而同一人物柳如是,却曾入青楼,曾走江湖,曾为志士,曾主豪门,兼有美女、才女、侠女、贵妇的数个侧面。甚至大家不太注意的清末作家宣贤笔下的那个会杂耍的“阿良”,也受到她的关注。(以上见《中国的大快乐主义》、《破坏的女神》)

当然不仅是女性,井波先生还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以“背叛”见载史册的政治人物:王莽、司马懿、王敦和桓温,安禄山、秦桧、吴三桂等,勾画了这些中国历史上所谓“叛逆”人物的人生和心理状况,有谋略的、有算计的、有在逆境中委屈求生,靠着背叛的手段,攫取大权。(见《叛逆者的中国史》讲谈社,1997年)

此外,她还特别关注那些异端人士和传说中的奇特人物。如战国时期的列子,张仪、苏秦、六朝时期的嵇康、谢朓、《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简帖和尚”,明代的冯梦龙、张岱等等,

这些人物,有现实主义的,有充满理想的;有舍身担当的,有苟且利己的;有豪放的,有吝啬的;有判然恬淡,消散在对自然山水风光的凝视之中,不落凡俗的;有欲望炽烈,借助酒和药,追求感官刺激,尽情地享受现实肉欲快乐的;有各种技艺在身全面发展的,也有独具一技奇特超人的。(以上见《中国的大快乐主义》,《中国修辞的传统》又见《异端与现实》,日本平凡社,1992年)

总之,在她的笔下,描绘出中国不同时期各类人物的不同生活样式,显示了不同阶层人性的多样与复杂。

井波先生指出,虽说按照儒家的基本学说,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那些接受了老庄或其他思想的人,总是在动摇着儒家的意识形态,总是在儒家的笼罩上穿透出各种风洞,展现各种不同色彩的人生。(参见《中国的大快乐主义》第7页)

在某些学者的笔下,往往把“中国人”描绘成单一色彩,涂上灰暗的色调;以一种归纳出的“普遍性”来概括所有的特殊性和个性,然后加以抨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想要批判的强求“一律”的专制,在思想的深层,其实有着相通之处。

在东亚大陆、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如果只有一种呆板的思维和单一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抵抗那么长久的专制压制?怎么可能经受得起历史跌宕的洗练而仍然生存下来呢?

井波先生说得好:“如果把中国——这个似乎沉睡着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了一次又一次的复苏的拼命挣扎的苦难时期作为乱世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在其中一面随着时代挣扎,而一面探索生存道路者的武器,就是机智。”(《中国人的机智》中译本,133页)

最后想谈谈和井波先生的交往。在我三十多年前,初到金泽大学时,面临陌生的教学环境,难免有点紧张。她总是对我说,“不要担心,慢慢就会熟悉。”

当时,我日语的口语很差,许多专用名词经常念错,比如当时和她经常谈论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有的学者告诉我,她是吉川先生的最后一位直接教授的弟子),我常把“幸次郎”念成“shinjiro”,她就纠正,当念“ koujirou”。其他有些专业的词语,词典中没有,我就向她和其他老师请教,方得顺利地上课。

我的孩子要来日本,井波先生考虑到当时日本学校中,可能会有的“欺生”的情况,特地为联系了在金泽市内教养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孩子得以比较顺利地学习,很快适应了日本的学习生活。

几十年前,在金泽大学教师的休息室内,她靠在沙发上,抽着那种细细的香烟,喝着咖啡,和大家闲聊时的神情,时时浮现在眼前。日本的神户大地震以后,她调往京都的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此后,惠赐了不少书,每年的贺年卡,总会写上几句叮咛的话语。想不到一下子竟成永别。

我的孩子和井波先生接触时,只有十一岁左右。当我把井波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黯然地说:“人生就是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下一代也已经有了生命的意识。

井波先生在中国的典籍的海洋中,浏览者,搜索者,思考着,用她手中的的笔描述着、勾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今,突然倏忽而去,留在读者的面前的,是多种著译。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我想,她勾画的中华民族人性的多样性,必将长久留存在日本广大读者之中,她那充满智慧的探索,也必定会启迪中国读者的思考。